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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政治……驯服或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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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14 21:14:40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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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流亡伦敦三十多年,恩格斯在写给他的一封信里写道:“流亡是一所学校。”但是据说马克思并不怎么喜欢这所学校,他曾经说流亡政治是“一所学习丑闻和平庸的学校”。1883年3月14日午后,卡尔·马克思在伦敦哈佛斯托克岗的梅特兰公园路41号,坐在自己房间的安乐椅上逝世——也可以说,他终于结束了最后的学业。他曾经在写给恩格斯的回信中说:“我很喜欢我们所处的真正离群独居的状态,它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原则。”马克思是否真的喜欢离群索居,其实我们很难考证。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一直迫切地期待欧洲大陆会重新爆发革命。我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几个同学曾讨论过这个问题: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并非是遥远的目标,而是在他有生之年就必可目睹的。当时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有生之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残酷的含义,相反的是对于极其熟悉的“千秋万代”这个概念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当1871年巴黎公社惨遭镇压,“国际”继而解体,马克思内心的愤怒与焦虑、一次次的失望,恐怕也是我们不易想象的。正如埃德蒙·威尔逊对于像马克思这一类政治流亡者的分析:“他们总是怀有这样一种希望,就是迫使他们流亡国外的那个政权被推翻,而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马克思坐在安乐椅上产生的最后一个念头,可能也是关于回到家园的憧憬。

  与十九世纪的流亡政治现象相比,二十世纪的流亡是一种更为波澜壮阔、同时也复杂得多的历史景观。法国历史学家艾曼纽·卢瓦耶的《流亡的巴黎:二战时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张文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以较为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幅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流亡图景,虽然这只是在巴黎与纽约之间的航道上摄取,但已然可以全面而深刻地折射出流亡与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的丰富联系和复杂因素。在二战期间,有大批法国作家、艺术家、学者流亡美国,在这幅图景中汇聚了政治迫害、民族抵抗、道德思辨、文化迁移、社会认同、身份焦虑、心理重建等等问题,无疑是战争史中的政治与文化的重大论域。但是,在战后法国史学中,这段历史长期以来被忽略、被边缘化,这段历史中的人物主角被遗忘或被歧视,流亡者的命运与其历史被一同捆绑在幽暗之中。作者说,流亡者被排斥在民族历史与主流记忆之外,现在是让他们回归的时候了。另外,不仅仅是为了“回归”,作者指出“流亡者的形象在现代意识中意味深长,它对历史学家纠缠不休,迫使他们‘戴着有色眼镜重读二十世纪史’”。(第7页)也就是说,流亡者的历史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中不可缺少的篇章。而从社会研究的层面上看,作者还提及了一个以文人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流亡社会学”的概念,其中隐含有社会分层、利益博弈、文化建构等重要元素。还有就是流亡中的文学艺术创作,精神上的普世性由于身体的流亡而实现了它的创作欲望,促进了当代文学与艺术的多元性面貌,这是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传统与现实的福音。诚如作者所说,这是一段“布满约束和选择的历史”,如今当我们把流亡者重新置入到这段历史中的时候,应该警惕和摆脱两种极端:谴责流亡者是逃兵、懦夫,或者是过分的英雄化(第18页)。

  在踏上流亡之途之前,“走,还是不走”的确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书中首先以法国犹太裔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的选择与最后的结局为个案,说明在历史遽变之际的选择权衡是多么困难,以及历史学家的远见和学者救援机制的脆弱。作者在本书中进行了大量的个案介绍,使这幅流亡者图景充满了真实的细节和各种不同性质的情境,从而成功地重建了这段被忽略的历史。但是,更应该注意的是,在这些个案之中蕴藏的许多论题所具有的政治与思想意义。比如,流亡者身份的政治敏感性,许多流亡者背负的罪恶感,如何在流亡中坚持斗争,流亡文学的高度政治化特征,流亡文学的责任伦理,流亡者内部的政治论战,流亡政治中的国际策略,流亡历史中的学术事业……所有这些至今仍然是人类现实斗争中的尖锐论题。

  其实,更真实的流亡者身份并非仅体现在空间和护照本上。侨居美国的前苏联诗人德·博贝舍夫说:“所有人都是流亡者。”波兰流亡作家贡布罗维奇认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名副其实的是流亡者。”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说:“诗人是流浪的犹太人。”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希望知识分子能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这些言说都把“流亡者”这个概念放置于思想的空间和心灵的状态中考量,可以说,心灵上的流亡、自我的放逐正是对非流亡状态的揭露与反叛。

  驯服则是与流亡极不相同的状态,有着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艰难选择、道德伦理和身份焦虑。苏联小提琴家尤里·叶拉金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回忆录《驯服的艺术》(田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描述了从1930年至1940年间在莫斯科艺术界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其核心的主题就是在斯大林时代文化思想管制下的文化艺术的驯服与异化现象。旧俄时代的文化艺术原是西方近代文化中的一片奇异璀璨的星空,深刻的思想情怀与完美、发达的形式技巧达到了世界文化的高峰。即便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文化艺术的尊严与创作的自由仍然维系着一种相当宽松的文化景观。但是从三十年代开始,从艺术生产体制的改造、收编到艺术创作思想和艺术创作方法的统一管制,导致苏联艺术濒于毁灭的边缘。

  《驯服的艺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揭示出艺术家自由创作的心灵是如何被改造、被置换的,权力的意志与艺术的驯服是如何建构起一种赏赐与出卖的逻辑关系,领袖的个人喜好如何决定着艺术的发展命运。以尊严和自由作为代价,驯服所带来的好处也被真实地记录下来:艺术机构、艺术家以与政府要人的关系而获得政治上的庇护:“在这些权臣的保护下,我们过着恬静和舒适的生活。”(第36页)一位歌唱演员会因为龙颜大悦而在一夜之间平步青云……与历史研究的论著相比,这类个人回忆录最精彩的地方往往都是那些与艺术和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言行、情景,生动而准确地表达出艺术在被驯服之后的屈辱和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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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8 12:42:47 |显示全部楼层
驯服则是与流亡极不相同的状态,有着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艰难选择、道德伦理和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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